塔可夫斯基的这句话被许多导演奉为圭臬，其中也包括挪威纪录片导演奥丝萝·霍尔姆（Aslaug Holm）。她和丈夫托尔·布瓦（Tore Buvarp）于1992年在奥斯陆成立Fenris Film电影公司，迄今为止制作了20余部纪录片，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被称为“纪录片版《少年时代》”的《兄弟》（Brother）。
《兄弟》的主人公不是别人，正是奥丝萝生命中最亲近的两个人，大儿子马库斯（Marcus）和小儿子卢卡斯（Lukas）。在马库斯8岁、卢卡斯5岁的时候，奥丝萝将镜头对准了这对兄弟，开始记录下他们生活中的流光碎影，从胆量的“高台跳水”到无所事事地泛舟湖上；从面对作业的气恼到公然对抗老师，从球场上的挥汗狂奔到小岛上的拾掇野趣，从弟弟第一天踏入校门到哥哥第一次染发穿耳洞……日常的生活琐事，又与穿插其间的诗意的生命求索，以及北欧寒来暑往的空寂风景相映成辉。历经八年拍摄和两年剪辑， 直到十年之后的2015年，《兄弟》方才最终完成。
此后，这部电影先后拿下2015年挪威电影Amanda最佳导演（挪威最具影响力的电影，32年来首次由一名纪录片导演获得最佳导演）、2015年北欧纪录电影节观众、2016年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大、2016年HotDocs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最佳外语片。
日前，奥丝萝·霍尔姆与丈夫托尔·布瓦（也是《兄弟》的制片人），以及她的两个儿子马库斯和卢卡斯上海，出席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观众见面会，并与及观众分享拍摄、制作这部纪录片的点滴。
许多欧美家庭都有拍摄家庭录影带的习惯。光是看《兄弟》的介绍，很容易会认为这是一部根据家庭录影带剪辑拼贴而成的作品。对此，奥丝萝解释说，自己最初的计划就是拍摄一部横跨十年时间的纪录长片。
“在马库斯和卢卡斯的成长过程中，尤其是卢卡斯开始懂事后，我发现他们其实是绝佳的拍摄对象，因为他们促使我去思考：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于是，我想到拍摄一部以他们为主人公的纪录片，并且定下了十年的拍摄周期。”
“拍摄计划确定后，接下来就需要筹措资金。不过，负责拨款事项的挪威电影局的工作人员认为这个计划野心太大了，一听要拍十年，当场就有点被吓到的样子，提议是不是可以把拍摄周期缩短到四年。我想不妨先拍四年看看吧。”
“但是当四年过去后，我感觉现有的素材并不能完全承载我关于这部作品的很多想法，它仍旧不够完整，于是决定还是继续拍吧。到了第八年的时候，马库斯对镜头表现出了不耐烦。你也可以在片子里看到，他有点不满地对我说，‘你可以结束了，都已经有足够的素材了。’这时我才意识到，他们已经长大了，跟最早拍摄时相比，有了一张新的面孔。这时我不得不考虑是否应该关上摄像机了。”
“的确，很多家庭都有零零星星拍摄家庭录影的习惯，但我从一开始就打算拍摄一部完整的纪录片。在拍摄的过程中，我还会不断地设想，这应该是一部怎样的作品：我想要记录一对兄弟成长中有趣的小插曲，但是我也想探讨一些更大的议题，比如生而为人，我们究竟如何一步步变成当下的样子；生活的本质是什么；通过一代代传承，这个世界的未来会是什么面目……所以，《兄弟》不是一部只属于我们家族的私人性的作品。我希望观众能通过观看这部纪录片，思考自身与人类未来的境遇——这一点非常重要。”
关于常常被拿来跟拍摄期绵延12年的《少年时代》作比较，奥丝萝表示，很高兴能获得这样的认同：“当初我开始拍的时候，并不知道林克莱特在拍《少年时代》。2014年，我正在进行最后剪辑时，才了解到这部电影也是聚焦一个少年的成长变化。看了之后，我发现这两部作品的确有共同点，一定要表述清楚的话，或许就是‘时间’——我们都通过镜头和特定的拍摄对象，捕捉到了时间的流逝。可以说，时间也是这两部作品的主角。”
“不仅是林克莱特的《少年时代》，有许多导演都善于表现时间的流逝。《兄弟》开头的一段，他们在湖面上划船的画面，其实是塔可夫斯基的《镜子》。正是这部电影让我产生了拍摄《兄弟》的灵感。它对我的影响非常大，第一次看完后，就让我不禁去回忆自己的成长经过，所以后来才会想到记录下我的两个儿子的这段人生历程。塔可夫斯基无愧为雕刻时光的大师，他的作品总能联结过去、当下与未来。我希望《兄弟》也能多少体现出，对身处于家族之中的人类命运的关照。或许林克莱特在拍摄《少年时代》时，也是怀抱类似的想法。”
拍摄者和拍摄对象应保持何种距离、前者是否应该介入后者的生活，一直是纪录片制作中广为探讨的议题，而《兄弟》提供了一个拍摄者和拍摄对象重合的情形下的经典案例。
奥丝萝原先的预想是从旁客观地记录这对兄弟，自己绝不入镜。然而，开拍没多久，她就发现这根本是天方夜谭，因为作为两人的母亲，她本就是他们无法抹去的一部分。于是，如何平衡纪录片导演和母亲这两重身份，成为整个拍摄制作过程中，她面临的最大挑战。
“我的本意是把《兄弟》做成一部唯美的纪录片，客观展现生命的演变过程。但是，随着拍摄的深入，尤其是拍到他们在学校的表现时，我意识到要实现我的初衷太难了。比如说卢卡斯在学校里大哭，作为纪录片导演，你会觉得这样的戏剧冲突太棒了，这就是你在苦苦等待的画面，故事会因此变得丰富起来。但是作为一个母亲，你会觉得自己有义务去孩子如何面对这样的局面。所以，母亲和纪录片导演这两种身份有时候是矛盾的。”
“作为纪录片导演，我不会引导他们去刻意表现，更不会让他们在镜头前表演，我想要捕捉的就是最真实的反应。可是，当我发觉场面完全失控的时候，我还是会先关掉摄像机，然后作为母亲去介入事态，不可能为了拍摄就什么都不管不顾了。”
“平衡这两种身份有时的确很辛苦，但是在拍摄完成后，我觉得自己获益良多。我意识到，正是这两种身份铸就了‘我’。母亲与纪录片导演，不是矛与盾的关系，而都是我的一部分。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兄弟》的拍摄也给我一次审视的机会。”
在学会平衡两种身份的同时，奥丝萝说，她也尽量不让拍摄影响到家庭的生活：“所有的拍摄素材加起来有四五百个小时，毕竟拍了那么多年。但我并不是每时每刻都拿着摄像机。可能密集地跟拍一周，然后停两个月，之后他们有个什么活动，再接着拍。所以，整个拍摄时间就是我在配合他们，而不是他们为了我的拍摄去做什么特意的安排。”
“我知道林克莱特在拍《少年时代》的过程中，没有让几位演员看过素材，我的做法也是如此。如果在拍摄宣告结束前就让两兄弟看到这些画面，可能会令他们过分意识到自己处于电影之中，因此背上包袱。这么一来，拍摄纪录片这件事就会对我们的家庭和生活空间造成侵害；接下来就是不管是家庭生活还是拍摄本身，都会变得不自然。所以，我通常在一天中拍了两个小时之后，就会把素材放到一边，先不去想它们。”
“两兄弟是直到我完成后，才跟着一群观众第一次观看了这部纪录片。我问他们感觉如何，卢卡斯说，‘妈妈，本来我以为自己会觉得很尴尬的，结果却没有。’马库斯说，‘开场前，我紧张死了，心砰砰直跳，但开场后，我完全沉浸在电影里，忘了它是关于我们的。’听到他们这么说，我觉得自己做得还不错。”
然而，摄像机不可能是透明的，奥丝萝说，她也不知道机器的存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两兄弟的成长。比如卢卡斯在学校里跟老师发生冲突，如果不是在拍摄中，他可能不敢就那么跑开。“有趣的是，你能看到他们面对镜头的变化。最开始随便你拍，后来会问你到底在拍什么，最后会要求你关上机器。事实上，这些变化针对的并不是摄像机，而是机器背后的我。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即便没有这部电影的存在，他们也会走到这一步，就像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对父母的态度会有所变化一样。”
相比虚构电影，纪录片的拍摄团队本来规模就要小得多，而《兄弟》的参与人员的规模在纪录片的拍摄制作中也堪称极致，有95%的工作全由奥丝萝独自一人完成。她往往手上拿着摄像机，腰里别着麦克风，最累的是拍摄两兄弟踢球的画面，要跟着满场跑。剩下的5%，包括奥斯陆附近的小岛上的画面，丈夫托尔·布瓦搭了把手；四季更替的风景的空镜，由她带领一个小团队拍摄。此外，为影片担任配乐的挪威著名作曲家John Erik Kaada也功不可没。“事实上，他是我第一个拉入拍摄计划的人，从我开拍之初就一直参与其中。我拍了一点或者剪了一点，就会去找他，然后他就着画面写一段音乐。”
在此番造访上海之后，奥丝萝和他的家人将赶赴澳门，参加第二届澳门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尽管《兄弟》获得了许多国际大，但是奥丝萝说这些都在她意料之外，当初只想着能够完成就谢天谢地了。
号外号外，特朗普又出行政命令啦！行政命令有多强，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是你就6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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