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蒂安·邦克和安德里亚斯·科夫德都毕业于丹麦国家电影学院，并从2001年开始拍纪录片。邦克2008年参与导演《UlrikWivel’s Roskilde》，科夫德的短片《12份笔记》（12 NotesDown）与《艾伯特的冬天》（Albert’s Winter），后者曾在银城纪录片影展和CPH:DOX分别获。
《舞林》这部电影的感觉，比起传统纪录片，更像是剧情电影——这是你们有意安排的吗？
安德里亚斯：我们从一开始就想通过电影情节来讲述这个故事，而不是用采访和画外音这种传统的纪录片风格——我们所在的丹麦传统就是用这种方式讲故事的。我们与一个剧作家合作，他帮我们梳理我们的拍摄手法，把我们希望获得的场景写下来。当然，我们并没有拍到那么确切的场景，但也拍到一些类似的。
克里斯蒂安：当事情不按剧本发展时，我们就重新写，或讨论。我们的预算还不错，但没法跟其他纪录片比，所以我们没法一直出差。我们只能规划出哪些情景得出差去拍摄——而那正是剧本派上用场的时候。
在纪录片的计划与适应故事自然发展的变化之间，你们是如何做到平衡的？
安德里亚斯：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从一开始就得对这个故事的发展有一个明确的想法，否则你会迷失在现实中的，因为可拍的东西实在太多了，而潜在的场景又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如果你知道自己的尺度，那就可以离开这种困境，也就是解放。我刚开始做纪录片时，就一直在拍，因为我很怕错过某些东西。不过当你更有经验时，你就会说：“好，我今天打算拍这个场景”，然后就把注意力放在那儿——当然，要是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时，你也已经做好了准备。
克里斯蒂安：这就是做纪录片的关键。你既要关注于一个故事，同时又得灵活变通。当我还在电影学院时，有一次听说了莫桑比克的摄影师，就跑去非洲拍片了。我一直在脑海中预想着这部片子该如何如何，所以当我到那里时，并没有放手去拍摄其他故事。那是我所做过的最糟的电影。
影片中有许多场景感觉十分私密，你们是如何让人物在摄像机的包围中那么放松的——还是说它很自然就发生了？
克里斯蒂安：他们做过一些电视节目，所以刚开始时他们总是看着镜头表演，我们只好说：“你们其实应该表现得好像我们并不在这里。”然后，他们的专业素质帮了大忙，因为他们生命中的一切焦点都放在舞蹈上。
安德里亚斯：身为表演者，他们已经习惯了被观看，并且喜欢被观看——他们是好出风头的人——所以这一点也帮了忙。
克里斯蒂安：还有一点是他们讲俄语，而我们不会，所以这给了他们一个私密的罩——仿佛他们的空间逾越我们而存在。你应该能想得到，由于我们听不懂他们的语言，所以会把摄像机对错人。但是我们会根据他们之间的紧张状态来应该拍摄哪里，这也很有意思。
你们是怎么获得合作执导的经验的？
安德里亚斯：合作执导很棒，因为我们可以不断地沟通这个故事。假如你只有一位导演制作纪录片，那会是一个很孤独的过程，因为你得到处出差，跟着你的人物很长时间，有时候你还不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有一个合作伙伴就能交流想法，讨论事情，一起做决定，这真的很有益。
你们对年轻的纪录片拍摄者有什么吗？
克里斯蒂安：现在有那么多的纪录片被拍摄出来，而采访的方法依然很受重用。但越来越多的纪录片和故事结合在一起，这条界线已经了。如果纪录片只有几个谈话的脑袋，就很容易变得很乏味，但电影是关于图片的——所以，要相信图片。
安德里亚斯：跟随你的心，并试着找到打动你的故事。当你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动力时，才会拍出最好的电影，而不仅仅是拥有一个好想法，或是别人要你去做的。你得往深处挖掘究竟发生什么事，找到对你来说最重要的那个故事。这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过程，但是如果你对人物或故事不感兴趣，那这个过程就会度日如年了。
翻译：陈佳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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