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赞波。
是偶然，也是必然。
偶然，是一个普通电信局员工，成了小有名气的纪录片导演。
必然，是这更像一场命中注定的重逢。
一个不安分的灵魂，终究不甘蜷伏于“平凡的生活”，阴差阳错地走进纪录片的，似乎寻得了一件趁手的“武器”，可以而畅意地表达他的追寻和思考。
毫无疑问，《大》及同题材纪录片，是这个倔强的湖南人张赞波，用三年浇铸的一把利刃，解剖出一条中国式道的诞生历程，用镜头和笔记录下国家发展背后的景象人生。
《大》获得台北国际书展大，纪录片“大朝天”入选了第28届国际纪录电影节长片主竞赛单元。
一夜之间，人们都在追问，张赞波是谁？
撰文/本报记者赵颖慧“我自己就是底层”
从《天降》、《有一种静叫做庄严》到《大》，几乎所有的故事都源自家乡，所有的人物都来自身边，修民工、KTV陪唱女孩、副乡长、农民……
“为什么你的片子里，只有那些千篇一律的物？”
“对不起，我自己就是底层、边缘和物，我所拍摄的对象，只能是和我呼吸相通、患难与共、悲喜相连的人。”张赞波说，但关注底层人物，并不意味着袒护、隐瞒甚至。
当张赞波架起机器，潜伏工地三年，全景式扫描一条道的从无到有时，“我没有站队，而是就事论事看问题。”
于是，当一只毛发稀疏、极不耐烦的狮子，在表演中时不时朝驯兽师咆哮时，引发观众席上的民工一阵兴奋欢呼声。
这样的场景，让的张赞波似曾相识，“在项目部的职工黑皮和悍马两条狗的时候，他们分明也流露出了类似的欢呼喝彩。”
有人喜欢将文件的铁夹子夹在黑皮的尾巴上或脚上，看着它在办公室里痛得嗷嗷乱窜；有人甚至用大头皮鞋去踩它的脚，还有人拎着幼小悍马的脖子，将它从办公室门口抛至室外的雪地上，俨然在抛一具没有生命的物品。
“他们本身是弱者，有时候会受到，比他们力量更强大的人的侵害，但他们也会对比他们更弱小的，比如那两条狗。”张赞波说。
不少人喜欢给张赞波贴一个标签，“专拍社会性题材”，关注冲突和对抗。“其实不，我不仅仅关注社会的复杂性，我对人性的复杂性也非常感兴趣，比如我也拍过《恋曲》，讲的就是一个女孩的爱情故事。”
“我从不规划我的人生”
如今，张赞波自称“无业游民”，没有单位，没有工资，对物质几乎没有过多的要求，然而“对二字有要求”。
靠着早年工作的积蓄，张赞波以最低能耗活着，也曾因为生活窘迫，动过接拍商业活动的脑筋，在签合同的那一刹那放弃，“干不了，野惯了，再回到圈子里很难受。”
因此，张赞波没做过任何一场商业活动，“赚钱的能力，似乎已经被摘除了……”
《大朝天》入围第28届国际纪录电影节长片主竞赛单元，“这是制片人去投的片，我是一个创作者，只管创作，不善于做推广，也没精力做，对电影节也并不太感冒，电影节就是一个大Party而已，不能在这种里待太久了。”
他专注到几乎“落后”了时代，手机里没有安装QQ或者微信等通讯工具，“没装过，很土吧！”他自嘲。
对于未来，有什么计划？不喜按常理出牌的张赞波说，“纪录片最吸引我的一点是，他的不可预期性，不知道生活真正会发生什么，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刺激的事情，所以我从不规划我的人生。”
“我不可以这么过！”
十七年前，他是长沙电信局员工张赞波。
工资待遇不错，是上个世纪末的安稳高福利的“好生活”，几乎一眼可见那安稳舒适的后半生。
但他发现，诗人张赞波走丢了，那个湘潭大学风华文学社的社长早已“风华”不再。
放下了笔，拿起了酒瓶，“诗歌也没写了，经常大伙儿一起喝酒，醉生梦死。”
三年时间一晃而过，“我不可以这么过！”
张赞波决定考研究生，那是二十一世纪初的“稀有”。务农的父母反对，因为丢掉了一份“安稳”工作。
然而，“反对无效！”清瘦帅气的张赞波，却个性果断坚韧，清澈而坚定的目光，很难让人忽视其存在，“我决意要做的事，爸妈知道是拦不住我！”
然而，此时，他还并不知道，选择什么专业，考哪一个学校？读研，似乎仅仅是他逃离“平凡生活”的一根救命稻草而已。
“原来电影还可以这么拍！”
命运开始以一连串偶然的方式，安排他与纪录片的重逢。
2001年，张赞波翻开一本旧书《浮生六记》，一张电影学院的招生简章赫然出现，“行，干脆就考电影学院。”
如此草率？实际上，早在1998年，贾樟柯在《南方周末》发表《业余电影时代即将到来》时，“我当初看了，很有感触，以前的电影都是高高在上，极少数的人才能拍电影，但随着DV时代的来临，普通人也可以拍电影，那么，是不是我也可以。”
然而，此时的张赞波，与普通人一样，都是从影院接受电影教育，片子看得很少，但他似乎看到时代撕开了一道裂缝，技术的革新赋予普通人表达的方式。
2001年，张赞波来到，准备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考试，如果你在此时走过北大东门，或许能看到张赞波在VCD店徘徊的身影，“电影都是用VCD刻录的，牛皮纸的信封装着，每一张都很贵，差不多45块钱，一部电影要买两张，也就是90块钱。”
舍不得买太多，于是，张赞波将《过年回家》、《梦旅人》、《红白蓝》、《巫山云雨》等花高价买回来的电影看了一遍又一遍，惊叹“原来电影还可以这么拍，与以前的电影完全不一样！”
其中，《巫山云雨》的导演章明，恰恰是电影学院导演系的老师，并开始招收研究生。
于是，原本计划考文学系的张赞波，果断投入了导演系的怀抱。
“惊喜地发现星光的馈赠”
大学三年，学剧情片的张赞波几乎从未曾想到，有一天他会跑到湖南湘西拍一部有关道的纪录片，甚至内心里也不屑于只会“照搬现实”的纪录片。
研究生毕业后，他成为影评人，发表数十万字电影评论和研究文字后，还在寻找自己的方向。
直到2008年6月，他发现一个自认稀奇的故事，火箭的残骸落到了农民袁再香的农田里。
“我了，一直以为，残骸只会落在大海沙漠这些地方，没想到离生活如此之近。”
他带着摄像机，来到了绥宁，第一部纪录片《天降》诞生，并且从此一发不可，“我在纪录片里沉沦了。”就像他诗歌中描述的那样，“惊喜地发现星光的馈赠。”
学剧情片的他，反倒没有了表达，因为剧情片是虚构的，唯余拍纪录片的紧迫感，“因为好多东西，不去拍，可能就会消失了。”
2009年，原本留校工作的他，再次辞职，他在诗歌里“怒吼”，“最重要的/是我终于有/在午夜的漫天虫鸣声中/去擦亮那些通往未来的孤独的道。”
他狠心花了3万块钱，买了一台摄像机，单枪匹马、头也不回地闯入了纪录片的圣地。
对话
没情感的，是装出来的
潇湘晨报：纪录片的标题是“大朝天”，而书的名字为“大”，为什么名称会不一样？
张赞波：当然，如果书和纪录片同题的话，肯定最好。当初《大》繁体版出版时，出版社的人说，不知道“大朝天，各走一边”的含义，所以不得不忍痛割爱，换成《大》。我认为，“大”这个词比较中性，每个读者有自己的解读，也挺好的。
潇湘晨报：为了拍好《大朝天》这部纪录片，你潜伏工地三年，大家都叫你“张赞”，这个“张赞”处事灵活，会审时度势，将疾恶如仇的“张赞波”压在心底。现在，张赞波会如何评价“张赞”？
张赞波：我在项目部的三年多，无疑是和纠结的一段时光。“张赞”这个家伙和他人过着集体生活，每天按部就班，除了不打卡，不领工资，跟别的职工看起来没什么不同。
只有到了晚上，“张赞波”才占了上风，他地从“张赞”的躯壳里跳了出来，认真检索白天的拍摄，在一本牛皮纸的笔记本上，及时地思考拍摄得失，制定新的拍摄思。有时候，我也分不清楚，究竟是“张赞”在奔跑，还是“张赞波”的灵魂在喘息。
潇湘晨报：你认为，一部好的纪录片的评价标准是什么？
张赞波：我认为有三性。第一是性，一个好的纪录片应该出一种现实状况，不一定非要一个秘密，可以是一种情感状态，一种哲学道理。
第二是性，这跟我的纪录片观念转变有关系。以前，纪录片正统的教育要求纪录片要非常冷静，客观，趴在那里冷静地观察，不能有自己的情感介入。后来我发现，这不可能。如果非这么做那是装出来的。因为你去拍，肯定带着自己的眼光，看镜头后的世界，又经过你大脑的思考，肯定有主观性。而一个好的作品，从不忌讳体现跟自己的关联性。
第三是电影语言体现创新性，它是有创新，不是一个大家之前看到过的电影，有一些电影元素电影语言的创新。
潇湘晨报：界的竞技场上，中国的纪录片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和阶段，发展趋势如何？
张赞波：中国的纪录片拥有非常波澜壮阔幽暗复杂的现实背景，题材库非常大，从质量上会有一个。许多稀奇古怪荒诞的东西，许多时候比剧情片还精彩。然而，在电影中，因为解决了基本和权益的问题，会变得很平和，关注的问题越来越虚，如，教等等。我希望有一天我们也能解决那些问题，整个社会变得清明平和，时代发展变得有序均衡，人与人之间变得友善和谐，即使那个时候，我没有现在这样的纪录片拍也不要紧。
作者：赵颖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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