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岁的李宝林先生，在两次手术之后，现在仍每天心投入画画。绘画已经融入血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他说，绘画讲究的是“筋骨肉气”，五代山水画家荆浩也提出“刚正谓之骨”。“骨”非但指作品本身之技法，亦关乎创作者之人格。画品如人品，画家在作画之外，，刚正不移，居闹市而心安然，画作自能传递出山水之骨气。
作为现代山水画的领军人物之一，因为“不盲目时髦风潮”的艺术风骨，以及“用艺术创作民族”，8月26日，他在获颁“世界杰出华人艺术家大”。
李宝林，中国国家画院院务委员、中国国家画院国画院副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河山画会会长、中国画学会副会长、李可染画院名誉院长、李可染艺术基金会名誉副理事长、中国人民大学画院院长。
1936年生于省四平市。1963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师从叶浅予、李可染、蒋兆和、李苦禅等大师。1963─1990年担任海军专职画家，作品参加历届全军美展并担任评委。1990年任中国画研究院专职画家、创作研究部负责人。
60年笔墨，60年风雨，可以说，我的一辈子都在画画。回望40年来我的人生历程，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丹青不知老将至，刚正谓之骨。
我1958年就读于中央美院，毕业时被邀请去画院工作。从中央美院到画院，这是大家眼中很有发展前途的一条道，但我却放弃了，主动要求去南海舰队参军。当时，我受俄罗斯巡回画派的影响很大，这个画派的艺术家提倡扎根自己民族的生活，表现自己民族的。所以，作为热血青年的我，就想到最艰苦的地方锻炼自己。
从北国到南疆，从学生到军人，艰苦而全新的生活从此。大海净化了我的灵魂，也造就了坚韧的性格。从军近30年，我在南海舰队工作了14年。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艺术创作要兼顾思想性和艺术性，这为文艺创作提供了方向性的指导。在广袤的南海，感受着狂风巨浪的、蕉风椰雨的浪漫，我创作了一个又一个海的儿女的形象，比如《从初一到十五》、《闽海石城》。鲜活的生活表现，生动的人物形象，让这批作品在社会上受到了认可。
历史画《大会师》表现了红军1935年会宁会师的历史事件。我军以少对多，在围追堵截下成功会师，最终实现了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是多么让人的民族！
我还创作了一些关于榕树的风景画，比如《南海古风》。榕树的种子落地就能生长，它那庞大的根系深深扎入土壤，这让它在贫瘠的土地上也成长得高大茂盛。这种强大的生命力，正与中华民族顽强的相契合。
无论是人物画、历史画还是风景画，我在创作中想要表现的，都是中国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积极向上的面貌以及中华民族、的。这种创作，贯穿了我一生的艺术创作之中。
初期，我被调到海政，负责海军的美术创作工作。那时，人们的思想更加，这就要求艺术家跟上的步伐，创作出更多让人喜闻乐见的作品。因此，在1981年和1983年，我负责举办了两次万里海疆画展。画展确立的主旋律就是爱国主义，画展一改以往创作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以富于生活气息、清新感人的抒情笔调，成功表现出祖国万里海疆的壮美，海疆官兵、海疆渔民对祖国对生活无比的爱。
画展在美术馆展出，受到海军领导的高度赞扬，也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观众觉得这个画展生动活泼、主题鲜明。一个大学生在留言簿上写道：以前，我认为海军大兵没什么思想，看了万里海疆画展之后，才知道他们是有文化、懂生活的，这让我对海军士兵有了新的认识，心生敬佩。一名海军复员战士写道：看到万里海疆这么壮美，海军生活这么丰富，我为自己曾是一名海军战士感到骄傲和自豪。
现在看来，万里海疆画展之所以能成功举办，正是因为这个画展符合艺术创作规律，所以才能一直延续到现在，成为海军著名的文化品牌。
在中央美院学习时，我主修人物画，也跟着专攻山水画的李可染老师学习。老师的绘画思想、治学对我影响很大，这让我对山水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多次有过转向山水画的想法，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实现，老师颇为惋惜。
以后，我对艺术方向有了新的思考，希望寻求新的突破。1985年，我参加《五岳三山今古风情联展》，画了一批山水画。老师看了非常高兴，说：“没想到这么多年，你的山水画还没有丢。你的山水画得不错，特别是用笔用线，都很好。”这对我是巨大的鼓励和肯定。但要彻底放弃已经颇有成就的人物画，转型到山水画，我还是有些踌躇。是老师的猝然离世让我下定了转型的决心。
记得在老师去世的前三天，我和老师有过一次很长的谈话。他十分关注中国山水画如何继续发展的问题，有很多想法想要付诸实践。然而，三天后，老师溘然长逝，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让我非常悲痛。
老师的后事是由我和几位同学操办的。在给老师换寿袜时，我发现老师少了三根脚趾，这让我非常。后来我了解到，老师因为脚趾重叠不适合爬山，为了能继续深入生活采风写生，在70岁时，老师不顾医生劝阻，截掉了三个脚趾头。为了山水画，老师用这双残缺不全的脚，走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老师70岁时还有如此毅力和壮志，这种对艺术执著奉献的，让我肃然起敬，对我触动也非常大。我自问，自己才50岁，有什么事情是不敢尝试的？老师一辈子都在为山水画的发展殚精竭虑，他还有很多未竟之志。作为他的学生，我必须要继承老师的遗志，把他未竟的事业继续做下去。
老师去世后，中国画研究院召集了相关学者，对他的艺术思想进行整理研究，准备编写成书，集中展现老师的艺术主张、艺术思想。这本书由我牵头，在老师逝世一周年前，如期完成。
1990年，我离开服务了28年的海军，调入中国画研究院，负责研究方面的工作。在深入了解的基础上，我和研究部的同志们一起确定了以刊物出版带动研究的方案，推出了三本刊物：《中国画研究画刊》、《中国画研究论丛》、《中国画研究院通讯》，使院里的研究工作得到较好的开展。
在山水画变革方面，李可染老师的主张是“用最大的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使古老的山水画艺术获得了新的生命，将中国山水画引领到了一种新的高度、新的境界，同时，也了晚清以来中国山水画发展的颓势。
1986年，随着文化大量涌入，有人对中国画失去了信心，甚至认为中国画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这一年，老师带领我们在饭店举行了中国画研讨会。研讨会的召开，有正本清源的作用和目的。老师用“东方既白”四个字，表达了他对于传统艺术的认知和自信。他认为，中国画是蒙尘的明珠，中国画水平是很高的。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华民族的崛起，东方文艺复兴的曙光一定会到来，中国画会界上占据应有的地位。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
为了延续老师的艺术和艺术，1998年，李可染艺术基金会成立，我担任了基金会的副理事长。基金会开展的第一个活动，就是举办“中国山水画、油画风景画比较展”。展览的目的，是通过绘画艺术的对比，来展示中国山水画的魅力和旺盛的生命力。这个展览在当时是少有的既有策划，又有思想和学术主张的展览。展出的画作质量很高，当时有名的画家都几次换画，让展览达到最佳水平。展览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
这些年来，已有一些中国画家到欧洲去办画展，但参观的人和影响面大多局限于华人圈内，没能受到主流社会的关注和认可。
在，当代艺术成为主流，传统艺术被认为是博物馆里过时的东西，被当作历史来研究。其实，一些当代艺术走极端，已经与文化脱离得越来越远，甚至已经离开了美术的范畴，面临着很大的危机。中国传统艺术虽然也面临很多困难，但能够在实践中发现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2012年，法国中国文化中心组织了一个“中国当代绘画大家名家系列邀请展”，我受邀举办系列展中的“第一展”。这次画展，是一次与文化的平等对话和交流。我十分重视这次画展，认真创作和选择自己的代表作品，在国内装裱好，空运到巴黎。为了使更加了解中国画，我特意安排拟写了从古至今的“中国山水画发展脉络”介绍，翻译成英文、法文，印成宣传品，在展厅发放。配合画展的我的画册，除英文版外，又出版了法文版。除了画展，还举办了研讨会，邀请文化学者王鲁湘对我的艺术道进行解说。我还与法国一些印象派画家一起，游览欧洲的山水，交流创作思想。这些对话和交流，对中国画艺术是一种很好的。
现在，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的文化艺术逐渐被重视，研究中国艺术的专家逐渐增多。但中国文化在对播和交流时，仍存在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翻译。即使是很有名的翻译，在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很多专业术语时，也存在着如何翻译的难题。所以，我们还需要更多真正懂得中国文化艺术的专业人才去做专业推广，这样，中国的文化艺术才能真正走出去。
前几年，受商品化大潮冲击，文艺界不少人思想也浮躁起来，不是真正在艺术上下功夫，而是为了赚钱炒作自己，这些都影响了艺术的发展。
记得在我们那个年代，学画的都是真正喜欢绘画的人。我读书的时候，文化课成绩很好，但我最后还是选择了绘画。中央美院1957年不招生，为了到美院学画，我甚至放弃了当年的高考，第二年才考到了中央美院。但现在的不少年轻人学习绘画，更多的是出于一种职业需要。
现在，在文艺创作方面，确实还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我想说，“高峰”也是需要伯乐去发现的。要对有奉献的艺术家给予更多的关注，给予他们施展才华的舞台。另外，一定要树立一批真正称得上人品画品皆佳的艺术家，作为我们的标杆和模范。
我60岁时，震颤症已经很严重了。生活上不能自理，连吃饭这样简单的事情，对我来说都十分困难，画画更是天方夜谭。2001年、2004年，我冒险做了两次脑定位手术，病情稍有好转又投入到了创作中。虽然症状有很大好转，但画画远不如之前那么顺畅了。开玩笑说，我这是“废物利用”。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能画到今天，就是受老师对艺术执著奉献的影响。
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老师终其一生，心投入到艺术中，70岁时，还说自己是个“白发学徒”，“七十始知己”。曾以为这是老师的自谦，但当我到了70岁时，再回想和体味老师的这句话，就有了新的认识。
83岁的李宝林先生，在两次手术之后，现在仍每天心投入画画。绘画已经融入血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他说，绘画讲究的是“筋骨肉气”，五代山水画家荆浩也提出“刚正谓之骨”。“骨”非但指作品本身之技法，亦关乎创作者之人格。画品如人品，画家在作画之外，，刚正不移，居闹市而心安然，画作自能传递出山水之骨气。
作为现代山水画的领军人物之一，因为“不盲目时髦风潮”的艺术风骨，以及“用艺术创作民族”，8月26日，他在获颁“世界杰出华人艺术家大”。
李宝林，中国国家画院院务委员、中国国家画院国画院副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河山画会会长、中国画学会副会长、李可染画院名誉院长、李可染艺术基金会名誉副理事长、中国人民大学画院院长。
1936年生于省四平市。1963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师从叶浅予、李可染、蒋兆和、李苦禅等大师。1963─1990年担任海军专职画家，作品参加历届全军美展并担任评委。1990年任中国画研究院专职画家、创作研究部负责人。
60年笔墨，60年风雨，可以说，我的一辈子都在画画。回望40年来我的人生历程，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丹青不知老将至，刚正谓之骨。
我1958年就读于中央美院，毕业时被邀请去画院工作。从中央美院到画院，这是大家眼中很有发展前途的一条道，但我却放弃了，主动要求去南海舰队参军。当时，我受俄罗斯巡回画派的影响很大，这个画派的艺术家提倡扎根自己民族的生活，表现自己民族的。所以，作为热血青年的我，就想到最艰苦的地方锻炼自己。
从北国到南疆，从学生到军人，艰苦而全新的生活从此。大海净化了我的灵魂，也造就了坚韧的性格。从军近30年，我在南海舰队工作了14年。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艺术创作要兼顾思想性和艺术性，这为文艺创作提供了方向性的指导。在广袤的南海，感受着狂风巨浪的、蕉风椰雨的浪漫，我创作了一个又一个海的儿女的形象，比如《从初一到十五》、《闽海石城》。鲜活的生活表现，生动的人物形象，让这批作品在社会上受到了认可。
历史画《大会师》表现了红军1935年会宁会师的历史事件。我军以少对多，在围追堵截下成功会师，最终实现了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是多么让人的民族！
我还创作了一些关于榕树的风景画，比如《南海古风》。榕树的种子落地就能生长，它那庞大的根系深深扎入土壤，这让它在贫瘠的土地上也成长得高大茂盛。这种强大的生命力，正与中华民族顽强的相契合。
无论是人物画、历史画还是风景画，我在创作中想要表现的，都是中国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积极向上的面貌以及中华民族、的。这种创作，贯穿了我一生的艺术创作之中。
初期，我被调到海政，负责海军的美术创作工作。那时，人们的思想更加，这就要求艺术家跟上的步伐，创作出更多让人喜闻乐见的作品。因此，在1981年和1983年，我负责举办了两次万里海疆画展。画展确立的主旋律就是爱国主义，画展一改以往创作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以富于生活气息、清新感人的抒情笔调，成功表现出祖国万里海疆的壮美，海疆官兵、海疆渔民对祖国对生活无比的爱。
画展在美术馆展出，受到海军领导的高度赞扬，也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观众觉得这个画展生动活泼、主题鲜明。一个大学生在留言簿上写道：以前，我认为海军大兵没什么思想，看了万里海疆画展之后，手掌纹路图解才知道他们是有文化、懂生活的，这让我对海军士兵有了新的认识，心生敬佩。一名海军复员战士写道：看到万里海疆这么壮美，海军生活这么丰富，我为自己曾是一名海军战士感到骄傲和自豪。
现在看来，万里海疆画展之所以能成功举办，正是因为这个画展符合艺术创作规律，所以才能一直延续到现在，成为海军著名的文化品牌。
在中央美院学习时，我主修人物画，也跟着专攻山水画的李可染老师学习。老师的绘画思想、治学对我影响很大，这让我对山水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多次有过转向山水画的想法，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实现，老师颇为惋惜。
以后，我对艺术方向有了新的思考，希望寻求新的突破。1985年，我参加《五岳三山今古风情联展》，画了一批山水画。老师看了非常高兴，说：“没想到这么多年，你的山水画还没有丢。你的山水画得不错，特别是用笔用线，都很好。”这对我是巨大的鼓励和肯定。但要彻底放弃已经颇有成就的人物画，转型到山水画，我还是有些踌躇。是老师的猝然离世让我下定了转型的决心。
记得在老师去世的前三天，我和老师有过一次很长的谈话。他十分关注中国山水画如何继续发展的问题，有很多想法想要付诸实践。然而，三天后，老师溘然长逝，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让我非常悲痛。
老师的后事是由我和几位同学操办的。在给老师换寿袜时，我发现老师少了三根脚趾，这让我非常。后来我了解到，老师因为脚趾重叠不适合爬山，为了能继续深入生活采风写生，在70岁时，老师不顾医生劝阻，截掉了三个脚趾头。为了山水画，老师用这双残缺不全的脚，走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老师70岁时还有如此毅力和壮志，这种对艺术执著奉献的，让我肃然起敬，对我触动也非常大。我自问，自己才50岁，有什么事情是不敢尝试的？老师一辈子都在为山水画的发展殚精竭虑，他还有很多未竟之志。作为他的学生，我必须要继承老师的遗志，把他未竟的事业继续做下去。
老师去世后，中国画研究院召集了相关学者，对他的艺术思想进行整理研究，准备编写成书，集中展现老师的艺术主张、艺术思想。这本书由我牵头，在老师逝世一周年前，如期完成。
1990年，我离开服务了28年的海军，调入中国画研究院，负责研究方面的工作。在深入了解的基础上，我和研究部的同志们一起确定了以刊物出版带动研究的方案，推出了三本刊物：《中国画研究画刊》、《中国画研究论丛》、《中国画研究院通讯》，使院里的研究工作得到较好的开展。
在山水画变革方面，李可染老师的主张是“用最大的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使古老的山水画艺术获得了新的生命，将中国山水画引领到了一种新的高度、新的境界，同时，也了晚清以来中国山水画发展的颓势。
1986年，随着文化大量涌入，有人对中国画失去了信心，甚至认为中国画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这一年，老师带领我们在饭店举行了中国画研讨会。研讨会的召开，有正本清源的作用和目的。老师用“东方既白”四个字，表达了他对于传统艺术的认知和自信。他认为，中国画是蒙尘的明珠，中国画水平是很高的。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华民族的崛起，东方文艺复兴的曙光一定会到来，中国画会界上占据应有的地位。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
为了延续老师的艺术和艺术，1998年，李可染艺术基金会成立，我担任了基金会的副理事长。基金会开展的第一个活动，就是举办“中国山水画、油画风景画比较展”。展览的目的，是通过绘画艺术的对比，来展示中国山水画的魅力和旺盛的生命力。这个展览在当时是少有的既有策划，又有思想和学术主张的展览。展出的画作质量很高，当时有名的画家都几次换画，让展览达到最佳水平。展览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
这些年来，已有一些中国画家到欧洲去办画展，但参观的人和影响面大多局限于华人圈内，没能受到主流社会的关注和认可。
在，当代艺术成为主流，传统艺术被认为是博物馆里过时的东西，被当作历史来研究。其实，一些当代艺术走极端，已经与文化脱离得越来越远，甚至已经离开了美术的范畴，面临着很大的危机。中国传统艺术虽然也面临很多困难，但能够在实践中发现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2012年，法国中国文化中心组织了一个“中国当代绘画大家名家系列邀请展”，我受邀举办系列展中的“第一展”。这次画展，是一次与文化的平等对话和交流。我十分重视这次画展，认真创作和选择自己的代表作品，在国内装裱好，空运到巴黎。为了使更加了解中国画，我特意安排拟写了从古至今的“中国山水画发展脉络”介绍，翻译成英文、法文，印成宣传品，在展厅发放。配合画展的我的画册，除英文版外，又出版了法文版。除了画展，还举办了研讨会，邀请文化学者王鲁湘对我的艺术道进行解说。我还与法国一些印象派画家一起，游览欧洲的山水，交流创作思想。这些对话和交流，对中国画艺术是一种很好的。
现在，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的文化艺术逐渐被重视，研究中国艺术的专家逐渐增多。但中国文化在对播和交流时，仍存在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翻译。即使是很有名的翻译，在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很多专业术语时，也存在着如何翻译的难题。所以，我们还需要更多真正懂得中国文化艺术的专业人才去做专业推广，这样，中国的文化艺术才能真正走出去。
前几年，受商品化大潮冲击，文艺界不少人思想也浮躁起来，不是真正在艺术上下功夫，而是为了赚钱炒作自己，这些都影响了艺术的发展。
记得在我们那个年代，学画的都是真正喜欢绘画的人。我读书的时候，文化课成绩很好，但我最后还是选择了绘画。中央美院1957年不招生，为了到美院学画，我甚至放弃了当年的高考，第二年才考到了中央美院。但现在的不少年轻人学习绘画，更多的是出于一种职业需要。
现在，在文艺创作方面，确实还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我想说，“高峰”也是需要伯乐去发现的。要对有奉献的艺术家给予更多的关注，给予他们施展才华的舞台。另外，一定要树立一批真正称得上人品画品皆佳的艺术家，作为我们的标杆和模范。
我60岁时，震颤症已经很严重了。生活上不能自理，连吃饭这样简单的事情，对我来说都十分困难，画画更是天方夜谭。2001年、2004年，我冒险做了两次脑定位手术，病情稍有好转又投入到了创作中。虽然症状有很大好转，但画画远不如之前那么顺畅了。开玩笑说，我这是“废物利用”。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能画到今天，就是受老师对艺术执著奉献的影响。
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老师终其一生，心投入到艺术中，70岁时，还说自己是个“白发学徒”，“七十始知己”。曾以为这是老师的自谦，但当我到了70岁时，再回想和体味老师的这句话，就有了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