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尔·傅东：实际上，我在真正见到戈达尔很久之前就已经以一个观众的身份认识他了。看了戈达尔的电影，我感受到电影中很多个人化的东西，好像戈达尔认识我，正以一种非常私密的方式与我交谈一般。
后来，我作为电影家、记者采访过戈达尔先生。我还记得1985年第一次与戈达尔见面时，我很羞涩，但那次采访持续了三个小时，在采访接近尾声时，我问戈达尔：“我明天还能再来吗？”戈达尔先生马上说：“行，明天再见。”于是第二天我又去了。他是个非常随和的人。
东方早报：《电影史》更像一篇用影像书写的影评，同样作为影评人，你怎样评价他在其中作的提炼和总结？
傅东： 必须要说明的一点是，这个选择并不是选择最佳影片，而是找到这些图像和声音把它们集中起来，而这种集中讲述的是另外的事情。《电影史》讲述的不是关于电影的历史，而是用电影做历史。《电影史》也不是一部电影，而是一个用影像完成的散文。他要通过它来讲电影。戈达尔做电影的方式，不是像一个历史老师一样告诉你过去发生了什么、你应该如何理解，他是像一个诗人一样，让你去思考，每个人看他的影片都能产生自己的想法。
戈达尔从1988年开始制作《电影史》，也制作了好几个版本。我去过戈达尔先生位于的房子，并观看了八部其中的两部。《电影史》的思就好似一个思考的机器，这个机器思考着历史、电影，但这个历史又永远没有完结。看十次《电影史》看到的东西都不一样，所以这是一个永不完结的关联。
傅东：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哪怕对欧洲观众而言，他们也经常会在这部影片中迷失。问题是你要能接受认不出每个图像，接受两者联系在一起，接受进入到一个梦。
东方早报：《电影史》制作的时候，商业电影已经成为全球电影的主流。但戈达尔在《电影史》中几乎对商业电影毫无提及。你生活中认识的戈达尔对主流商业电影是什么态度？
傅东：其实，戈达尔在《电影手册》时期就是少数为商业片说话的人。他是会写影评捍卫美国的西部片、警匪片、喜剧的那种人。对戈达尔而言，他并不在乎一部电影是不是商业片，他只看重观众能不能在影片中看到什么。
傅东：戈达尔最近还拍摄过两部3D影片，他一直在追求新的电影技术，并看新的技术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同时，他也在提出很多问题。他从来不是为了用新技术而用新技术，而是为了弄明白新技术会于或是要求观众什么。《再见语言》是个非常年轻化、创新的电影，甚至比一些比较年轻的导演带给我的感觉更为年轻、新颖。与戈达尔本人的交往中也会觉得戈达尔本人是个心态非常年轻的人。
东方早报：我们熟知戈达尔是因为他在新浪潮中的引领作用。包括这次上海电影节也大多选择他新浪潮时期的作品，是不是可以说，戈达尔曾经对于世界电影的引领作用，在之后因商业片的崛起逐渐消失了？
傅东：可以说从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后，戈达尔就开始尝试用新的方式做电影。他也因此变得更加孤独，他的片子也更少被观众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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