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当时兵团化纤厂刚破土基建，还没有宿舍，知青借住在畜牧研究所骡马棚内，六七平方米的低矮小屋要住4个人，窗子小，只1层玻璃还不密封，冬天，呼啸的寒风钻进来，室内生了火炉还嫌冷；春天，战士们的被褥上全是沙子，睡前要拍打十几分钟才舍得把刚洗过澡的身子塞进去。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发，原题：青城戍边青山——原生产建设兵团化纤厂上海知青往事
2014年5月9日，一批上海老知青从四面八方奔向外高桥，与来自、呼和浩特、绍兴、天津、青岛等地的战友汇合，这些爷爷奶奶级人物见面后个个欢呼雀跃，仿佛一下子恢复了青春年华，相拥着诉说别后的思念，他们都是原生产建设兵团化纤厂的知青，前来参加该厂成立45周年的联谊活动。
1969年1月24日，军区组建了兵团，招收大批城市知青到北疆草原“屯垦戍边”。为解决全兵团6个师十余万人衣被问题，兵团决定利用古乌梁素海的芦苇当原料生产浆粕及各类粘胶纤维办一座化纤厂，1970年8月，正式在大青山南麓的呼和浩特西郊建成。该厂实行准军事化，生产工人均是来自各地的知青，大的有十岁，小的仅十五六岁；兵团战士实行供给制，发军装，不戴领章帽徽，每月领取13.5元钱补贴（后不断增加）。该厂初创时，共有816人，其中上海知青约120余人。
1969年的上海，正处于“”，69届中学毕业生全部要上山下乡“一片红”，这也影响了一批中专、技校和工业中学的学生，正好兵团化纤厂想在上海招收“三校生”赴兵团工作，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上海有关部门决定组织各系统“三校生”代表14人为“先遣小分队”赴呼市探，小分队在前宣誓“屯垦戍边”决心，又在呼市参加了兵团成立大会。返沪后，小分队的“火种”开始燎原，许多“三校生”陆续报名去兵团，他们渴望要到外面去闯世界，个个满怀一腔热血，听党的线年后，上海籍老兵团说起当年经历仍无限感慨。曾任自治区驻沪办副调研员的徐松华回忆说：他当时在上海市劳动局第二技工学校毕业，已分配在上海企业，“一片红”政策一来，原分配方案取消，校工宣队决定让他到插队。在那个年代，徐松华更向往参军，听说兵团来招人，又能穿军装，便响应号召去报名。他父亲舍不得儿子去远方，把户口簿藏了起来，父子俩为此大吵了一场，最后父亲拗不过儿子，只好把户口簿交了出来。就这样，徐松华与同学杨秡原、杨静倩、陈七妹、汪卿芳等一起报名到了兵团化纤厂，临离开上海时，他们特地打出了一面自制的“草原雄鹰”旗帜，旗手是血气方刚的杨秡原。
浦东新区桥监理公司原副总经理谭剑文的经历纯属偶然。 1969年她在上海纺织干校毕业，因是大专生，不属“上山下乡”对象，但学校已停课，也没分配工作。一天，无所事事的她与同学蒋小川在校园闲逛，忽然发现校内有一个兵团招兵处，军人们进进出出，便好奇地上前询问，听说兵团待遇与当兵相同，又过军事化生活，顿时勾起她们的美好幻想，打听加入兵团的条件，对方告知说，进兵团要严格“政审”。这下两个姑娘犯了愁，因为她们都有“海外关系”，蒋小川的父母还在。一军人开玩笑对蒋小川说：像你这种出身，除非写血书才可能被批准。年轻人火热的心弦被拨动后，彻夜辗转难眠，蒋小川对谭剑文说：我很想到去战斗，既然写血书能批准，我就写。她就找出缝衣针当场刺破手指，第二天将血书送到了招兵处，军人们大为，她们也圆了兵团梦。
化纤厂上海兵团战士中还有一些低龄知青，他们或是被自己的哥哥、姐姐带走的，如上海联通公司原工会兰江琴，就是被她姐姐、上海金融技校毕业生兰江宁带去的；原兵团化纤厂二连保全工田开龙带上了弟弟田升云，原先遣小分队陆梅珍带去了妹妹陆菊珍。还有一些上海籍兵团战士，则是在“一片红”大潮中被波涛“冲”去的，曾在上海航天局担任过高级工程师的沈梅芳，仅是69届初中毕业生，由于面临“一片红”，在上海劳二技校任教的父亲觉得女儿只有16岁，去农村插队挣工分难以养活自己，他见校内有学生加入兵团，便对沈梅芳说：你在上海留不住，就去兵团吧，至少吃穿是供给制，每月还有津贴，我还可以让学生照应你。天真的沈梅芳怀着不清晰的梦想，高兴地随大哥、大姐们到了呼市。
上海知青到了呼市，新奇过后，头一桩事是改变饮食习惯。呼市居民餐桌的主食是粗粮，吃惯了大米、白面的他们，堂后要吃窝窝头、莜面卷、六谷粉糊糊等，窝窝头纯由玉米面制成，粗糙难咽；莜面为当地特色主粮，容易吞咽却不易消化。呼市还有一种主食“钢丝面”，名称很吓人，外表似金黄的绒线，用玉米面而成，但这种面条只能蒸吃，不能下水煮。初到内蒙，几个上海知青从市场上买了钢丝面下在锅里煮，没想到一入水就化成了一锅糊糊，原来，钢丝面没有粘性。冬天，呼市蔬菜品种单调，一年里有半年多时间要吃窖藏的白菜、土豆、胡萝卜，战士们戏称是“学‘老三篇’、干‘三班倒’、吃‘老三菜’”。上海知青自豪地说：“我们没让风沙刮跑（指逃离兵团），是吃钢丝面锻造了坚强性格。 ”
呼市虽有大青山为屏障，但西边沙漠的沙砾常刮过来，形成沙尘，当地居民为了防沙尘，窗玻璃都是双层的，民谚有“，一天三两土，白天不够晚上补。”刚到呼市，知青们每遇沙尘天气外出，都要将头颈包得严严实实，可回到住地衣内仍满是细沙粒，痒得难受。当时兵团化纤厂刚破土基建，还没有宿舍，知青借住在畜牧研究所骡马棚内，六七平方米的低矮小屋要住4个人，窗子小，只1层玻璃还不密封，冬天，呼啸的寒风钻进来，室内生了火炉还嫌冷；春天，战士们的被褥上全是沙子，睡前要拍打十几分钟才舍得把刚洗过澡的身子塞进去。
呼市每年10月中旬就下雪，此后气温一直在降，11月份起天天维持在零下20度左右，野外的积雪不融化，下一场积一层，积雪便越来越厚，马上的雪经车辆一压，都成为冻得贼硬的冰块，直到来年5月才能消融。冬天出门，上海知青怕冻坏头脸，都戴着厚厚的齐耳棉帽、口罩，穿大头皮鞋。有天晚上，几个上海男知青房间的煤炉坏了，想不生火熬一夜，没想到盖了3床被子还冻得瑟瑟发抖，只好逃到别的男知青房间去“搭被窝”。
最难过的是想家。这些年轻人都是初出远门，虽然临行前做足了“战士志在四方”、“屯垦戍边奉献火热青春”的思想准备，但时间久了还是免不了俗，常勾起思乡；远在上海的父母，对子女也无时无刻不在记挂之中，经常写信、捎食物来。那年除夕，他们头一次在外地过年，一连的部分上海女青年聚餐庆祝，自己动手做菜大吃大喝，唱唱蹦蹦闹得正欢，谁知有人突然喊了声“妈”，“哇”的一下先哭起来，全场气氛立即突变，大家立刻相拥着哭爹叫妈泪流成一团。第二天连队干部知道了，想去做思想安抚工作，没想到有的战士们已到车间加班了，她们就这样开始了新的生活。
尽管是在兵团，但知青们的文娱生活一样枯乏，样板戏早已听腻，想看中外文学名著，又犯忌，也没处借，文化不高的军人还把《红楼梦》也当成“封、资、修”，他们别看这些“坏书”。 19岁的郭立新从小就喜欢读外国小说，到呼市后上倍觉饥渴，1970年5月，他正在基建工地劳动，听到厂外运水泥来的工人中有男子操上海口音，他乡遇“阿拉”，双方攀谈起来，才知对方家住黄浦区，涉世未深的郭立新脑子里没有的“弦”，与那位中年男成为朋友，还向对方借了《红与黑》、《复活》、《山恩仇记》、《子夜》、《青春之歌》等小说，夜里就着手电筒光偷偷地在被窝里读。不久，一位军人把他叫去问：“你躲在被窝里看什么书？ ”郭说，我读《毛选》。军人说，人家反映你看“黄毒小说”，并严肃地说：“你知道借给你书的是什么人吗？他是，你们用老乡感情代替阶级感情，是立场问题，要做深刻检查！ ”随后，连里马上组织对他进行“帮助”，他多次检查，最后为“当了帝修反坏右的应声虫”才过了关。原先劳动积极、干活拼命的他被打入“另册”，冷冻岗位也不让干了，惩罚他去锅炉班烧大炉。但郭立新并未消沉，他曾与呼市知青一起偷听海外短波中的京剧《野猪林》，还把兴趣转到体育活动上，踢足球、举杠铃，身体练得像北方汉子般结实，一顿能就着白菜土豆片吞下1斤“钢丝面”。1985年时，没经历专业培训的郭立新报名参加自治区第三届职运会举重比赛，竟然获得了第三名。
化纤生产在当年是个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白手起家的兵团化纤厂，筹建时仅有从纺织部请来的1名工程师和几名年轻的技术员，担负生产管理的都是“土八”（现役军人和复员老兵），他们不懂技术，管理也简单化，主要的技术性岗位，便落在上海知青头上。
无论是在基建中，还是设备安装或上岗当操作工，上海知青怕苦不怕累，爱钻研技术，责任心强，在兵团表现都很突出。 1970年3月，刚到不久的杨秡原和沈梅芳等人参加土建劳动，早春呼市气温依然在摄氏零下15度左右，土层尚未解冻，尖利的冰镐抡下去，只能砸出一个白印子，他们的手上起了血泡，仍用手套包着干。一次他们挖土时因深层土比较松，的土层坍塌下去，年幼的沈梅芳毫无觉察，眼见要发生，眼疾手快的杨秡原一把将娇小的沈梅芳拎起来，这才避免了一场。
老兵团战士许茂梁回忆说：他在动力车间，设备是老掉牙的K4式锅炉，全部靠兵团战士手工操作，劳动强度大，知青战士要从室外煤场用小车把燃煤推上高台，再一锹锹送入炉膛，一个班下来要推送的煤论吨计。冬天，外场铲煤工穿着白茬羊皮袄、戴棉手套还冻得瑟瑟发抖；到了炉前，却又要在摄氏70度以上高温中受炙烤；操作时煤粉煤灰满车间弥漫，8小时下来满身满脸乌黑，连眼珠子也分不清。他说：那时下班后真累，有时连洗澡的力气都没有，擦把脸就脏着身子躺到床上去了。更重要的是烧锅炉责任大，若脱水会爆炸，为此他们当班时必须加强责任心，时刻关注炉中的水位，克服上夜班犯困的毛病。
一群刚出校门的上海嫩知青，与来自各地的兵团战士一起，在草原青城托起了一座现代化的化纤企业，填补了地区纺织史空白。投产第一年，化纤丝产量为50吨，1973年达到1212吨，还生产出副产品二硫化碳、硫酸试剂、元明粉等。1976年，已划归地方的原兵团化纤厂，已成为的轻纺企业之一，产品供不应求，经常有十几台卡车停在厂里等着拉成品，据说连废浆粕原料也常常会被“抢”走。
上海籍兵团战士在北国边陲度过了毕生中最美丽的、最充满梦想的岁月，他们用“火红的”青春，书写了那个时代的历史，在下了，获得了成长，至今回忆起那段生活，对当初赴内蒙兵团戍边依然无怨无悔，为自己有这么一段难以忘怀的经历而自豪。
那个天真开朗的“小兵团”沈梅芳，1973年进入了上海科技大学，后分配到上海航天工作，成为高级研究员，多次参与国家的航天器发射，因突出贡献曾获全国五·一劳动章，儿子也在美国工作，退休生活十分幸福；在兵团化纤厂时整天捧着书本、床头也堆满书的“书呆子”杨秡原博士，现在是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特聘教授、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许茂梁大学毕业后，进入上海分析仪器行业，成为高级工程师，退休后依然在发挥“余热”。不少人还在兵团化纤厂收获了爱情，寻到了生命的另一半，他们把兵团生活当作进学校、进熔炉，褪去当初的豪言壮语，这段经历也是一部值得品读和珍惜的书。当然，他们的子辈、孙辈可能无解，但幸福的下一代所缺的，不正是坎坷和挫折的人生吗？
当然，“老兵团”品尝的那杯青春之酒，虽然充满甘甜芳香，但也不乏苦涩，有的人丢了爱情，有的女战士嫁错了郎，有的人在上过打击，有的人在病痛中苦捱晚年。
谭剑文就经历过一场般的生活。她与闺蜜蒋小川经过写血书来到兵团，分在试化验室工作，这时，她的哥哥谭剑涛把妹妹托付给了刚由同济大学毕业分配至呼铁局的好友刘强士，谭剑文与刘强士的爱情“信物”，是相约在边疆扎根一辈子。1971年冬，正当她满怀幸福憧憬时，从山东传来：她那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哥哥在山东济阳师范因所谓“炮打张春桥”事件，被复旦新闻系革委会和工宣队整了材料，造成谭剑涛被关押、。满心悲苦的谭剑文匆匆赶回上海家中安慰母亲，又赴济阳为哥哥，尽管那里的后来被，但谭剑文也因为哥哥的“炮打”，被诬为“立场”。她不断被、检讨，一边还要一丝不苟做好工作，以免再次被人抓住。尽管如此，有天她还是忍不住给那些“积极帮助”她的人写了一封信：我是揣着一颗红心来建设边疆的，我干得也不差，你们为什么还要这样不地对待我？你们今天整我，明天也许就轮到你们，为什么不积点德给自己留点余地？信写好后，她脑子了，知道斗不过人家，又将信撕碎扔进纸篓。没想到两天后，厂长王耀石把她找去，拿出了她写的那封被拼接起来的“信”说：你怎么可以去写这种东西？原来，这信是有人暗中从纸篓里拣起来拼接后送到厂部当“”的。还好，王耀石是个爱惜人才的军人干部，他当场把信还给了谭剑文，还告诉她是谁送来的，要她注意与那些人相处，以免再遭祸殃。
这件事对谭剑文刻骨铭心，40多年后谈起来仍感慨万千，感谢在关键时刻了她的王耀石，把这场挺过来的看作是人生的财富。她说：我经历这件事，深深感到还是要与人，换位思考。
1975年底，撤销了生产建设兵团，兵团化纤厂交自治区纺织厅，更名为化学纤维厂，兵团战士转为国企职工，现在他们都陆续退休，其中一部分知青融入呼市，相当多原上海知青回到了上海养老。这次“老兵团”们在黄浦江畔，大家感慨万分，许多人说：当年青城戍边，奉献青春，无愧于心中追求，巍巍大青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