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研究中，有两种不同的研究径，分别是“大历史”和“小历史”。“大历史”，就是那些全局性的历史，比如改朝换代的历史、治乱兴衰的历史，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典章制度的历史等等。而“小历史”，就是那些“局部的”和“常态的”历史，比如个人性的、地方性的历史，以及关于人们日常生活、喜怒哀乐、社会惯例的历史。
我们以往在学习历史中，往往都是采用大历史的视角，的绝大多数史书也都是书写重大事件和重大人物的大历史，而较少有人记录下作为一个国家或社会基础的底层人民和普通百姓在历史中的模样。
然而，大多传达的是精英阶层和知识的观念态度。如果仅仅以他们的视角看世界，无疑是片面的。在社会底层，有很多事情是上层的人不了解也不理解的，因此不会被纳入正史之中。梁启超中国旧史时就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也。”只有王侯将相的历史当然不是最真实的历史，“寻常百姓”也应该是历史的一部分。
那么如何才能了解寻常百姓的历史呢？只靠看书当然不行，还需要实地探访、田野调查。司马迁在写《史记》时，就曾去历史事件发生地进行寻访，与当地普通进行交谈。历史学自古就不只是书斋里的学问。
而且，如果你走出书斋去研究历史，你会发现有许多与我们的固有观念不一致的地方，书上说的并非就是真实的。尽信书不如无书。
在八宝山有个褒忠护国寺，规模不小，里面原来供着的是明初的宦官刚铁，后来一直成为明清两朝宦官养老的地方，经过直到建国，还有一百名清宫太监住在那里，后来被遣散了。
宦官是中国史上很有特色的一个群体，以往的研究者对于宦官干政非常注意，同时宦官对于京畿地区的地方社会又有比较特殊的意义，因为其他地方不可能有多少宦官活动。但是过去我们关于宦官的历史记忆大多是正史上的，也就是说基本上反映的是一种声音，即士大夫的意识形态，而宦官自己的历史记忆被有意无意地排除了，这样就无法得到比较真实的历史，或者说至少给出更全面的、清楚的解释。
在八宝山的祠庙中，保存着将近30通碑，描述一个叫刚铁的明初宦官的事迹，但更多的是反映立碑的后代宦官的境遇。本来人们都相信刚铁此人是真有其人，但经过考证，基本上可以确定此人是个乌有先生，是明前期的宦官自己创造出来的，他的所有英雄事迹都无法得到确证，因此可以说是一篇，一个传说。
为什么宦官创造这个并不存在的人物及其事迹？因为这样就可以了解宦官自己的历史记忆，了解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大家知道，尽管明朝的宦官干政非常严重，清朝时宦官受到较大，但总的来说这个群体还是有着很大的一致性，他们基本上还是属于，即使在明代，的宦官还是少数，还是有不少人不得志。
在八宝山这个地方立碑或修庙的宦官大多来自司礼监，但我们很难看到那些在明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太监，到这里来的多是那些不得志的人。正是这些上不得志的人在给刚铁树碑立传，塑造刚铁这个形象是在抒发他们自己的情绪，是在向社会表明他们自己的态度，所以它们就把这个祖师爷的形象继承下来，成为一个群体认同的象征。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明代史的另一个侧面。我们以前总讲汉代、唐代、明代的宦官，用评判的标准来讲，它们都非常坏，他们在、经济、军事上跋扈，把于股掌之中，的废立等等。但实际上我们可以发现，宦官们在每一块碑上不断充实内容的时候，都是在讲述自己的悲哀。
当我们把立碑的时间、立碑人的实践和生活实践查找出来，一一加以对照分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非常失落，他们在追逐中失败了，他们与地方发生着密切的关系；他们由于特殊的生理困境而采取了其他的避免成为孤魂野鬼的办法等等。而这些我们都可以通过大量的碑刻、墓志得以发现。
由此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文本的局限性，因为它只是记录者自己的历史记忆。按照过去的史观和知识精英的看法，宦官并不是值得赞赏或推崇的正面人物，因为对他们的历史记忆就更多地保存着负面的东西。撰写历史的文化霸权既然掌握在精英的手中，他们就必然要用这种霸权来传授他们的观点，而把其他方面的记忆删除了。
有意思的是，明代许多都给宦官写过墓志，但他们自己或后人在编文集的时候，都把这些给删去了，这是他们有意忘却一些历史的。有很多东西我们今天是无法知道了，但近年来的城市又把宦官的墓挖出来了，另类历史记忆就又浮出水面。
譬如，我们所有的教科书都有一个权威的说法，即万历九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还有学者说，是张居正让下谕旨推行“一条鞭法”。其实这是子虚乌有的历史。通过研究学者们发现，一条鞭法是由乡村里面出现的社会问题而产生的，然后在郡县和省一级官员支持下做具体实行的调整。
但是在“大历史”的逻辑中，往往都需要找一个有名的家，甚至要借助的力量，建立法律，推行到全国执行。从商鞅变法到两税法，到王安石变法好像都是这样的。偏偏在明代，从来没有像张居正这么高的官，更加没有要主动推行“一条鞭法”，因此只能认定是张居正的“功绩”。
研究宋代历史的邓小南老师写过一本书《祖之法》。“祖之法”在明代也是同样贯彻的，因此不能随便改变朱元璋定下来的基本架构。在祖之法不能改变的情况下，乡村社会发生了变化，出现了种种新的情况，令这个国家尤其是地方的很多事情推行不下去，所以地方官就要采取各种办法、具体的措施。这些措施慢慢有效，周围学着做。郡县做了以后，省里跟着做，做着做着就成事实了，就出现了好像整个国家制度都在改变的事实。
明朝后期的财政册籍中有两个东西看上去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万历会计录》，还是按祖之法编的。还有是《赋役全书》，是讲怎么的，实际上就是根据下面乡村发生的情况来改编。《万历会计录》则是在王朝制度下每一级财政负担应该多少。所以从这方面可以看到乡村里发生的很多事情，是会直接影响到国家制度的。
那么为什么所有的教科书、所有的权威著作都相信是由、由张居正这样的制定了一个推行下去呢？因为他们并没有看到民间和乡村的社会动力。不看到这个动力，就不会理解民间的变化怎么会变成了国家制度。所以他们用《明史·食货志》讲一条鞭法，其中最后有一句，“万历九年乃尽行之”，万历九年是张居正当国，所以就认为是张居正让推行下去的，以至于整个“大历史”一直错了至少有一个多世纪了。
有关“小历史”的研究并非是近几年才流行起来的，近代时就出现了一些以普通日常生活为主题的历史研究。例如191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采的《中国风俗史》，是这方面最早的代表作。之后还有王国维的《古胡服考》、吕思勉的《中国婚姻制度小史》、陶希圣的《婚姻与家庭》等。
自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成为主流以来，就更加强调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历史，要走出帝王将相历史，打破朝代史。但实际上我们过去的历史学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做的很成熟，我们只是把农民战争、农民起义的历史当做是人民群众的历史，由农民战争怎么改朝换代来说明大的历史转变。但人民对于历史的作用并不仅限于农民起义，普通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也影响着当时的历史进程。
我们关注“小历史”，并非只是纯粹地关注“小历史”本身，也并非是要“鸡蛋里挑骨头”，而是希望能够与“大历史”对接，对“大历史”做一些补充和修正。“小历史”和“大历史”并非是二元对立的，他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只有结合起来看，才是全面的历史。魏优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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