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国的作家当中是有幸的，参与战争对于培养我的文学理想和战争理想、人生理想至关重要。战争经历是我宝贵的资源。
他一直在创作领域中寻求值得自己攀登的制高点。无论是写《历史的天空》，还是新作《对阵》，总结起来，徐贵祥觉得自己的创作得益于曾经在解放军出版社的编辑生涯。他研究了很多战争史料，读了很多军史、战史、人物传记、回忆录，积累、沉淀、发酵，形成了对抗日战争独特而深刻的认识。
“抗战时期，中国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面旗帜下，出现了国共合作、全民皆兵的现象。在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下，中国人民团结一致，抗日战争是中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胜利，既有国际力量的支持，也有军队的，更有全民族各阶层人民的和奉献。”徐贵祥很早就关注抗日战争，他总觉得很多抗战题材的作品，对人性的开掘不够深刻，不仅没有把我们自己写好，也没有把敌人写好。“人类在进步，文明在进步，文学也在进步。只要我们向前一步，回过头来就会发现，刚刚走过的道长度不够，高度也不够。”他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作品过去没有写好，现在仍然没有写好。
“我应该在这个领域中有所建树，，责无旁贷。”徐贵祥说，他有太多的故事要讲，有太多的情感要表达。作为军队作家，不仅为文学负责，也为社会负责；不仅对自己负责，也要对读者负责；不仅对今天负责，也要对未来负责。
中华读书报：“有一个家叫国家，有一个姓叫百姓，有一扇门叫国门，有一个神叫。”小说中章慧创作的歌词，也是作品的主旨。
徐贵祥：文学担负着启蒙的作用，所以我的作品更多地关注家国天下、关心国家命运，民族前途。很多关于抗日战争的信息储存在我的记忆深处，不用刻意温习，遇到恰当的气温，听到一段音乐或者看到一片色彩，会条件反射进入到某一个情境中，记忆迅速生长，人物、线条、色彩全都往外冒。我经常会感到有神来之笔，有时会被自己得热泪盈眶，有时候也会气得。写作时笔下的人物浮现在面前，我看着他们言谈举止，看见他们的音容笑貌，唇枪舌剑，活灵活现。
徐贵祥：我们的第一身份是中国人，我希望大家增强国家意识。先有国，后有家。国家是我们大家的，国家利益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利益。后来改为“对阵”，这里有多重意义，指中华民族和日本侵略者对阵，也是指统一抗战时期的两个阵营合合分分，也象征思想的对阵。
徐贵祥：1979年我还是新兵，就上了前线，立了三等功，亲里悬着的石头落了地。1984年，听说部队要组建侦察大队到云南，我马上找到师部打报告要求到前线去。我的决定把父母吓得够呛。父亲是农村的，就我一个儿子，听说我要到前线，表面不动声色，内心备受。父母是员，从不，但是我去了前线后，他们在屋里供了一尊像。
我回家后，父亲高兴地放了鞭，母亲端了热水给我洗脚。我说为什么洗脚？母亲说是家里的风俗，亲人从外面回来一定要洗脚。我心里纳闷，也由了母亲，而且她一定要给我洗脚，用手捏我的脚趾。后来姐姐告诉我，母亲是借故搞清楚我的脚是真是假。因为村里传说我的腿被打断了。捏我脚趾，是想看看是否通着电线。我听了后大笑，笑着笑着，泪水滚滚而下。
徐贵祥：那时写了《大朝天》《走出密林》《小河远去》《潇洒行军》《请跟我来》。关于那一时期的写作，有评论说我像“战场上的行者”。我的作品集中在当代的战争小说。我在中国的作家当中是有幸的，一是新兵的体验，参与战争对于培养我的文学理想和战争理想、人生理想至关重要。这一阶段对我的文学成长之来说，主要是增加了我的感性认识，培养了我的形象思维；二是作为基层干部去云南，有将近一年的时间，培养了我的思考，关于与死亡、忠诚与、个体生命与整体命运等等思考。这段时期的经历，给我的作品带来的底色基本上是阴郁的、的、低沉的。因为是在密林里，作品中只要我写到阳光，就会有大量的文字铺排、渲染、烘托。多年后再回头看，从我的作品中发现关于描写阳光的段落时，我会像局外人一样，似乎还能感受到当时的惊喜甚至是狂喜。因为看到了阳光就看到了生命。
徐贵祥：真实的战争和想象的战争，当然有很大差距。第一，想象中的战争，是理想化的也是化的。文学作品只是用日常生活经验想象战争，真实的战争永远丰富得多，不管是客观的还是心理的感受，远远复杂得多。一个没有参加过战争的作家和参加过战争的作家，笔下的战争永远是不一样的。这可能是最大的区别。战争经历是我宝贵的资源。我可以在战争的记忆库里无限地开发。
没有战争经历的作家，笔下的战争会多一些审美的诗意。参加过战争的作家，笔下的战争带有刻骨铭心的和难言之隐。文学的人文关怀有四个层次：说事，言情，见性，显灵。比较好的作品，应该在这几方面都有所体现。你在战争上见到的人和事，不需要过多地修饰，原生态写出来就有现代感，战争中人性的荒诞、、扭曲、疯狂……我们所看到的战争文学，远远是冰山一角。
徐贵祥：战争对人的性格会发生影响。从战争中走出来的人，他的行为方式，表达方式，思维方式，情感方式都会发生变化。我也有很多变化，从战场下来回到和平生活状态，尤其是到军艺上学，有一段时间很不习惯。因为在前线有一年多的时间，我基本处于不受约束的野生状态，不出操、不用学习，就干一件事，潜伏。那段时间人和土地基本融为一体，我甚至感觉自己的双脚，已经开始在土地上长根了，也可以随时在大石头上睡觉，跟大自然融为一体。吃饭没有规律，也没有规矩，有可能用大盆子，就地蹲着吃。说话要大声，我在军艺是班长，经常想把同学们集合起来讲一通话。情感方式也不同，往往表达比较直接。
很多年之后我才回到正的生活状态。直到现在还有一点跟别人不一样，这么多年取得一些成就，创作上也些荣誉。经过“包装”，身份和地位发生了变化，但还有一些没改变，就是身上还有粗野和率性。尽管我很，很老谋深算，还是难免会露出尾巴。
徐贵祥：我曾经语出惊人地表达我的文学观。我的文学观可以借两个故事比喻：一是《卖火柴的小女孩》，作家就是小女孩，火柴就是文学，火光就是文学作品，火光中出现的烤鹅和奶奶，就是文学的理想；二是《的新衣》，文学就是那个说真话的孩子。我有时候很，到的程度。有时候很不，不到傻的程度。
文学的任务和目的就是探索。作为个体是探索人的情感，什么样的人生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人生；从社会层面讲，要探求社会和自然。文学还应该、温暖、净化、美化我们的人生。一部好的小说，还取决于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审美观，取决于作家的认识、认知和境界。写什么怎么写固然重要，作家在关注什么问题，对其价值的判断更为重要。作家是在领域里把脉。
徐贵祥：我很复杂。进入写作状态的时候，比如我写《历史的天空》的时候，我是很有智慧的人；但是在写有些作品的时候，我是过于理想化的人物。我经常把虚拟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混淆。我进入创作状态时很“”，有时会做出以正的眼光看不太明智的事情；我也有时候会感觉到委屈。
上世纪80年代末我考上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军艺的学习让我地思考一些问题，思考战争观，文学观，有意识地提高了文学。真正的好小说是离心最近的小说，是真正从你的心里面流淌出来，不是外在挤压出来的、时代或社会需要的作品。我觉得从我心里流淌出来的作品，有《高地》《连》等。《高地》写得非常快，因为有写作《历史的天空》和《八月桂花香》的经验和思考基础，作品中那些粗野率性的人物，和我在上有某种相通的地方。
徐贵祥：这里就涉及到文学生态。每个人对一部好作品判断的尺度不同，不同的时代判断标准也不一样。有些评论家不是将评论作为事业而是作为饭碗，有些评论家的文章让人看不懂，评价文学作品隔靴搔痒。他们更多地是从作品的思想内涵和思想高度评价，其实作品说了什么，怎么说的，有时候作家本人也搞不清楚。
我对作品的内心期待和读者对作品的评价是否吻合，不好量化，也没办法量化。作家不能看社会的眼神，不能看读者的眼神，应忠于自己的内心感受和判断。否则，总想着去迎合时代和观众，就会，永远会疲于奔命。冷水泡茶慢慢浓。
徐贵祥：我最近在挖掘中国战争不为人知的资料，我以一双般的眼睛发现。我相信这些资料比我们经历的以及从话语了解的战争真实得多。我感觉自己有神奇的力量，我相信我会写出很好的作品。
徐贵祥：我认为最好的语言是精准地、生动地、形象地表达。我判断语言的品质，第一要准确，第二是简洁，第三是生动。小说最好的形式是看不出形式，没有刻意结构，呈现在你面前的故事却很清晰；真正好的作品，是没有结构的结构，成竹在胸，内化于心。我追求人物个性鲜明，不鬼化也不，同样的解放军，《高地》里的兰光泽，《历史的天空》里的梁大牙，每个人的每一句话、每一件事、每一个动作、每一次呼吸都属于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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